国家为什么限电限气(一文为你解读“限电”的本质原因)

日前,我国江苏、湖南、浙江、广东、云南等10余省份在“能耗双控”的目标下相继采取了限电的措施。“限电”从企业侧传导至居民侧,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。

“限电”是什么?为什么会“限电”?如何解决“限电”问题?

本文将阐述“限电”的本质及有助于实现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的三大路径,以回答限电的原因及解决办法。

一、何为“限电”

“限电”指通过间歇或按时供电的方式,临时减少客户用电负荷的措施。“能耗双控”,是指既控制能源消耗强度(也称单位GDP能耗,反映能源在创造经济产值时的利用效率),也控制能源消费总量。

在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的国家战略背景下,国家一直重视针对能源消耗的考核。目前,全球各地疫情反复,我国是少有实现复工复产、恢复产能的国家之一。在其他国家产能未能恢复的情况下,我国一直为满足国内外需求而开足马力生产。在此背景下,今年我国多地能耗接近“红线”,国家发改委对9省区能耗强度、消费总量发出一级预警。不少省份不得不采取“限电”措施,进行拉闸限电,停产、“开一限六”等现象层出不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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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“限电”的本质是三个“矛盾”

事实上,本轮限电早在一个月前就已有征兆:8月12日,国家发改委印发了《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》,青海、宁夏、广西、广东等省能耗双控目标预警等级双双飘红,形势十分严峻,终于在9月末酿成全国范围内的“灰犀牛”事件。究其原因,本轮限电本质上是三重“矛盾”叠加的结果:

1. 能源结构与减排目标的矛盾

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,煤炭是最重要的化石能源,而火电是最重要的电力供给方式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,2020年煤炭占全部能源消费的56.8%,同比增长0.6%;全年火电生产5.3万亿千瓦时,同比增长2.1%,占总发电量的68.5%。尽管近年来风电、核电、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稳步上升,但短时间内仍难以取代火电的核心地位,特别是风电、光伏的发电出力存在较大的波动性,电网完成对新能源消纳的升级改造也需要一定的时间。

因此,一方面是工业化、城镇化不断深入导致的电力需求急速膨胀,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在碳达峰、碳中和战略下去煤炭、去火电的“运动式减排”,两者的矛盾导致了现有能源结构无法以“软着陆”的方式达成能耗双控的短期目标,不得不采用限电的方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踩下了急刹车。很显然,这种结果并非是国家制定双碳战略、推动我国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初衷。

2.“市场煤”与“计划电”的矛盾

在我国,煤炭早已实现市场化,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。2020年,全国有超过400家煤矿关停,以产煤大省山西为例,全省关闭煤矿32家,减量重组退出42家,总退出产能3604万吨。除了国内供给减少,煤炭进口也因与澳大利亚的贸易摩擦而显著下降:自2020年12月停止从澳大利亚进口焦煤以来,今年1-7月焦煤进口量同比下降了42.7%。煤炭供给的短缺促使价格大幅上涨,而国内的电力市场具有很强的公共品属性,价格一直是国家计划主导,这就导致大部分火电厂处于亏本经营状态,发电量越大亏损越厉害。这种供需价格矛盾也使发电厂缺乏扩大电能供给的积极性,进一步导致了电能供应短缺。

3. 限电目标与限电弹性的矛盾

本轮限电之所以被人们广泛关注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东北不仅限了工业用电,更限了居民用电。一般来说,居民用电都是最后被限电的对象,保障民生是限电的前提,限电的对象通常都是消费量巨大的工业用电。但东北的情况明显影响到了民生,考虑到目前已经入秋,而电厂余热是东北供暖的主要来源之一,这不得不令人担忧未来数月东北的用电情况。这种情况的发生本质上是限电目标和限电弹性的矛盾。东北多年来工业衰退明显,2019年第二产业GDP1.73万亿元,仅占全国的4.5%,不足广东全省的一半。工业产值的减少意味着工业用电的减少,限电弹性就比较低,一旦出现大规模电荒不得不限电时,缺乏工业用电作为缓冲,居民用电必然会受到影响。

三、采用科学的减排方式推进双碳战略实施

今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,“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、碳中和工作,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,坚持全国一盘棋,纠正运动式‘减碳’”。本轮限电证明了,如果不采取科学的减排规划,仅仅依靠“一刀切”的方式进行运动式减排,必然会影响国计民生。为推进我国经济的绿色转型,顺利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,可从以下三条路径入手:

1. 以数字技术推动能源结构调整

数字技术对经济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早已得到全世界关注。2016年的全球电子可持续性倡议(The Global e-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,GESI)指出,通过智能能源、智能制造、智能农业等领域的数字解决方案可以实现超过1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。在能源领域,数字技术将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,一方面解决风能、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消纳问题,减少“弃风”、“弃光”,提高可再生能源接入比重,加速对火电的替代;另一方面能够对用电需求实时监控预测,帮助电网智能调峰,以降低可再生能源大量接入电网候可能造成的电力供应短缺、电网不稳定等潜在风险。目前,国家电网、南方电网均已启动了电网数字化转型进程,以数字电网为抓手推动能源结构清洁化。

2. 以绿色金融助力节能减排投资

能源结构优化、节能减排技术研发都离不开资金支持。根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测算,为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,到2060年我国新增气候领域投资需求规模将达到约139万亿元,年均约3.5万亿元,占2020年全国GDP的3.4%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.7%左右,长期资金缺口年均在1.6万亿元以上。为填补这一缺口,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明确指出,“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,积极发展绿色金融”。我国自2015年开始将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作为绿色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与部署,目前已在激励机制、产品体系、监管体系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。根据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,截至2020年末,国内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超过11万亿元,每年可支持节约标准煤超过3亿吨,减排二氧化碳当量超过6亿吨。未来绿色金融在助力能源、交通、建筑等领域的节能减排投资方面仍大有可为。

3. 以制度创新激励全社会低碳转型

双碳战略对我国全社会各个阶层都是全新的课题,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。本轮限电凸显出现有政策制度在应对低碳转型方面的不足,这就要求通过制度创新激励全社会低碳转型。一方面,继续稳步推进工业用电的市场化,实现供求决定价格,避免企业过度生产导致的电能供不应求;另一方面,在一定范围内建立碳税制度,对高排放行业进行碳税规制,促使其低效产能有序退出,对新能源、新材料、碳汇、碳封存等清洁生产领域予以税收优惠,支持节能减排技术发展。

我国的双碳转型道路且长,但行则将至。限电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绿色发展道路是错误的,而是转型过程中必然遭遇的阵痛。只要科学规划、合理安排、积极落实国家的战略方针,双碳目标必将实现,我国经济也必将顺利迈进绿色、高效、可持续的新篇章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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